“这个给你。”

男孩接过来。纸袋很轻，里面像是装的纸。他低头看了一眼袋子上那行字：

电报局。民国七十九年。台北。

母亲的笔迹。

“里面是什么？”

“你妈写给我的信，还有一些电报局的旧文件。”灰衣人说，“她临走前托人带给我，说如果有一天见到你，把这些给你看。”

男孩攥着纸袋，手指微微发抖。

“她……她跟你说了什么？”

灰衣人沉默了一会儿。

“她说，阿仔过目不忘，是好事也是坏事。好事是将来饿不死，坏事是记得太多，放不下。”他看着男孩，“她说她这辈子最对不住的，就是把你一个人留在旺角。”

男孩低下头。

车里安静了很久。

外面的脚步声远了，孙扒皮和青龙骂骂咧咧地拐进了另一条巷子。

“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”灰衣人问。

男孩抬起头。

“回麻雀馆。贵叔应该还在发火，但不会把我怎么样，我还要在那里讨生活。”

“就这样？”

“就这样。”

灰衣人点了点头，没再说什么。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，折得四四方方的，递给男孩。

“这个拿着。上面有我的call机号。有事就call我，没事别call。”

男孩接过来，揣进裤袋里。

“还有，”灰衣人说，“从今天开始，每天晚上收档以后，到后面那栋大厦的天台等我。十二楼，没人管。”

“做什么？”

“教你一点东西。”灰衣人推开车门，“你妈教了你记，我教你算。记住了还要会算，才算有用。”

男孩下了车，站在后巷的街灯下。夜风灌过来，冷得人一哆嗦。

车窗升上去之前，灰衣人又看了他一眼。

“你叫什么名字？”

男孩愣了一下。很少有人问他名字。贵叔叫他“喂”，赌客叫他“细路”，母亲叫他“阿仔”。

“陈小弟。”他说。

“陈小弟……”灰衣人念了一遍，“难听。以后改一个。”

车窗升上去了。

深蓝色的奔驰缓缓驶出后巷，拐过街角，消失在夜色里。

男孩站在原地，左手攥着三枚硬币，右手攥着牛皮纸袋，裤袋里还揣着一张call机号码。

他抬头看了一眼那盏昏黄的街灯。

灯罩上落满了灰，飞蛾围着灯泡打转。

他把纸袋夹在腋下，往麻雀馆后门的方向走去。走了几步，又停下来，回头看了一眼那盏灯。

十二岁生日的这一晚，他记住了一个穿灰布长衫的人，一辆深蓝色的奔驰，一只印着“水塘街电报局”的搪瓷杯。

还有一句话。

记住了还要会算，才算有用。

他推开后门，顺着楼梯往上爬。楼上的骂声还没停，贵叔正在盘问每一个睇场的伙计。他轻手轻脚地钻进板间房，把牛皮纸袋塞进榻榻米下面，躺下来，盯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。

裂缝还是老样子，从他七岁住进来那天起就没变过。

但别的，好像有点不一样了。

他把那三枚硬币掏出来，一枚一枚排在地上。母亲留下的那枚放在最中间，另外两枚放在两边。

“阿妈。”他在黑暗里轻轻说，“有人认得你。”

窗外有风吹过，把那张糊窗的牛皮纸吹得沙沙响。

他闭上眼睛。

明天还要早起，帮潮州财叔搬鱼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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