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后巷的灯光昏黄，有一盏坏了半年没人修，剩下的那盏在风里摇摇晃晃。

男孩跑到街灯下的时候，那辆深蓝色的奔驰还停在那里。后座车窗落下来半格，灰衣人坐在里面，看着他。

“上车。”那人又说了一遍。

男孩站在原地没动。他喘着气，胸口一起一伏，手心还攥着那三枚硬币，硌得生疼。

他的眼睛往车牌上扫了一眼——HK88开头，不是黑的，不是白的，是正经的香港车牌。又往车轮上看了一眼——胎壁干净，没沾泥，不是从新界那边过来的。

这是母亲教他的。那时候她还走得动，带他去深水埗买二手衫，指着路边停的车说：“阿仔，记住，看人先看车，看车先看车牌和轮胎。黑的别靠近，白的躲远点，干净的可能是外地来的，沾泥的多半是新界围村的。”

那人看着他做完这一切，嘴角动了动，像是笑了一下。

“你妈教得不错。”

男孩没接话。

后座的车门从里面推开了。

“我不吃人。”那人说，“上来饮杯嘢。”

男孩想了想，钻了进去。

车里暖和很多，有一股淡淡的烟味，还有皮革的味道。司机是个中年人，剃平头，穿一件深灰色的夹克，从后视镜里看了他一眼，没说话。

灰衣人坐在右边，手里拿着一只搪瓷杯，杯壁上印着“水塘街电报局”六个红字，漆已经掉得差不多了。

男孩盯着那只杯子看了三秒。

那是母亲用过的东西。

“你认得这个？”灰衣人问。

“我妈的。”

“对。”灰衣人把杯子递给他，“她留给我的。二十年前，我们在电报局共事，她用这只杯请我饮过茶。”

男孩接过杯子，翻过来看杯底。有一道细小的裂纹，从杯沿一直延伸到杯身中间。他记得这道裂纹。母亲有一次咳嗽得太厉害，手一抖，杯子摔在桌上，磕出来的。

“你真是她同事？”

“民国七十九年，台北电报局，她是三号接线员，我是七号。”灰衣人说，“后来她来了香港，我留了一年，也过来了。”

民国七十九年是一九九零年。那一年男孩七岁，母亲还在旺角一间写字楼做清洁工。

“她没跟我提过你。”

“她不会提的。”灰衣人望向窗外，“我们做的那些事，不能提。”

男孩没追问。他在赌档长大，学到的第一件事就是：不该问的别问，该说的自然会说。

“刚才那局牌，”灰衣人忽然转过头，“你看懂了多少？”

男孩想了想，说：“孙扒皮出千，袖口藏了一只牌。他拍出来那只，不是他藏的。你换的。”

“怎么换的？”

“你敲桌子的时候，右手在敲，左手……”男孩回忆着刚才的画面，“左手一直在桌沿下面。牌九台有桌布，你从下面换的。”

灰衣人点了点头。

“还有呢？”

“你敲的那些密码，是告诉他们牌的位置。”男孩说，“但我不明白，你怎么知道那些牌在哪里。洗牌的时候你一直在坐着，没动过。”

灰衣人看着他，眼睛里有一点光。

“那你觉得我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男孩沉默了。他想起刚才那些画面——孙扒皮洗牌、贵叔验牌、牌九扣在桌上、灰衣人从头到尾没有碰过一副牌。

除非……

“你进来之前就知道了。”男孩说，“那些牌，是你让人摆的。”

灰衣人笑了。不是刚才那种嘴角动一下，是真的笑了，眼角的皱纹都挤了出来。

“你比我想的聪明。”

他把搪瓷杯从男孩手里拿回来，喝了一口，说：“孙扒皮在旺角开了八年当铺，坑过的人少说有三五百。今天这局，是他欠的利息。”

男孩没说话。他不知道该说什么。

车窗外有脚步声经过，是两个人，一边走一边骂骂咧咧的。男孩扭头看出去，是孙扒皮和那个青龙纹身，从后巷那头走过来，正在四处张望。

“他们找你。”男孩说。

“让他们找。”

灰衣人把杯盖拧上，搁在一旁，从座位旁边拎起那只牛皮纸袋，递到男孩面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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