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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时，定襄郡豪强石、李二姓，素为地方巨族，根深蒂固，田连阡陌，僮仆成群。

自武帝以来，朝廷屡加重赋以充边饷，至成帝时益甚。石、李二氏，本已不堪其扰，又逢郡吏苛急，催科如虎，竟激起民变。

二姓遂聚众为盗，夜袭官仓，白日劫道，更悍然击杀追捕之吏——血溅县衙，尸横驿路，案发之后，朝野震动，百官侧目。

定襄乃北边要冲，控扼阴山，接壤匈奴，素称“三辅之屏，九边之喉”。

然此地民风剽悍，豪右盘踞，前数任太守或死于乱刃，或遁走他郡，几成畏途。

诏下公卿议选新守，满朝文武，竟无一人敢应命。或托病，或推诿，或言“非将才不可治”，实则皆惧蹈覆辙。

班伯闻之，慨然上书，自请以一月为期，暂摄定襄郡守，誓清盗氛。疏中言：

“臣非不知险巇，然家世受国厚恩，岂可坐视奸宄横行？祖父班回，尝为长子令，清名播于河东；父班况，掌越骑校尉，忠勤著于禁闼。今若避难苟安，何颜对先人于地下？愿以微躯，试理乱郡，纵死无憾！”

成帝览奏，深为所动，抚卷良久，叹曰：

“班生真国士也！”即遣侍中、中郎将王舜代其护送匈奴单于，复颁玺书印绶，当场拜班伯为定襄太守，赐节钺，许便宜行事。

诏命既下，定襄士民却忧心忡忡。或私语于市井：

“此子年少贵胄，气盛性刚，又自请而来，必挟雷霆之势，以讨贼为名，行苛政之实。吾等恐遭池鱼之殃！”

更有老吏摇头：“前守用兵剿之，反激民变；今若再以威压，恐全郡尽反！”

一时吏民惶惶，闭户不敢言，市井萧然，鸡犬不鸣。

班伯抵郡，不动声色，默察舆情。初不升堂，不阅案牍，不调兵卒，唯令属吏照常理讼，百姓如常耕作。旬日之间，郡中疑云更重，然亦稍安。

知众心疑惧，非威可服，乃另辟蹊径。他遍访郡中耆老，专寻昔年与其祖父班回、父班况有旧之士绅——或曾同僚于河东，或曾受恩于楼烦，或曾共读于一塾者。

凡年高德劭、素为乡里所重者，皆亲书名帖，墨迹端楷，遣人持之，躬迎入府。

每至堂上，班伯必整衣肃容，执子侄礼，亲奉酒食，日设宴席，不谈公事，唯叙旧谊。或问：

“先父在楼烦时，可曾助公修渠？”或忆：“祖父任长子令，公赠《孝经》一卷，至今藏于家中。”

席间谈笑温煦，问起先人往事，每每垂泪感怀，声咽不能语。有老儒见之，喟然曰：“班氏三代，皆以诚待人，今观其孙，信然！”

郡中豪绅初疑其伪，以为缓兵之计；后见其晨昏定省，风雨无阻，且对寒门老叟亦执礼如一，渐释戒心。十余日间，宾主融洽，如家人父子。酒至半酣，情意愈浓。

一日，一白发老儒执爵叹曰：

“班公若早来十年，何至盗贼横行至此！石、李二姓，本良民也，只为赋重吏贪，逼上梁山耳。”

众皆附和，遂有人低声道：

“石、李二姓，实藏匿于西山三峪，其党羽散居七乡，昼伏夜出，粮草藏于古庙地窖……”言未尽，已有人续指其巢穴、同谋、出入路径，如数家珍，甚至绘图于袖中，悄然呈上。

班伯闻言，离席再拜，朗声道：

“多谢诸父老指点！伯今日所依者，非朝廷之威，实乃祖父、父亲之旧谊，与诸公之仁心也！若无诸公信任，何能知贼之踪？此功，当归于乡贤！”

翌日，即发檄文，召属县令长，选精干吏卒百人，分五路掩捕。兵不血刃，旬日之间，石、李诸盗悉数就擒，无一漏网。

赃物、兵器、密信，尽数缴获，铁证如山。审讯之时，贼首泣曰：“吾等本欲抗赋，非欲叛国。今见府君仁厚，愿伏法无怨。”

全郡震肃，百姓焚香叩谢，咸称：“班府君非人臣，乃神明下凡也！”自此，盗不敢窥，豪不敢横，田野复安，商旅通行。

班伯在郡，初约一月，后因民情恳留，竟任一年有余。其间劝农桑，兴庠序，修桥道，恤孤寡，政平讼理，民风日淳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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